81岁老兵臧永元40余年为21名烈士追认正名——

　　半生时光　一路追寻

　　■牛伟萌　殷　超　张凌晖

臧永元在翻阅烈士相关资料。殷　超摄

　　初冬时节，安徽省郎溪县，天气日渐寒冷。每天7时，81岁的老兵臧永元已经穿戴整齐，戴着旧式的老花镜，准时坐在书桌前，翻阅《文摘周刊》《中国剪报》等报刊。

　　书桌的一边，整齐地摆放着100多本笔记本。这些笔记本中，有姚村暴动情况记录、赤卫队员详细情况介绍、知情人士的回忆录，还有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追认烈士的批复件等。

　　“这些笔记本是我的宝贝，也是我的财富。它们见证了我为烈士的正名之路。”只要有人提出“参观”这些笔记本，臧永元总会这样介绍。“我从1979年开始为参加姚村暴动的烈士正名。到2021年11月，21名烈士追认正名全部批复完毕。21名烈士，终于可以安心长眠了。”

　　有人说，臧永元是电影《集结号》中的“谷子地”。“电影《集结号》上映时，我正在四处行走为烈士正名。”在臧永元看来，这些人是他的乡亲，更是令人尊敬的革命前辈，他能够做的，就是为他们求个“名分”。

臧永元年轻时留影。受访者供图

　　背负嘱托，吹响正名“集结号”

　　1941年5月，臧永元出生在安徽省郎溪县姚村乡永丰村。臧永元的出生，让本就贫寒的家庭举步维艰。小时候的臧永元，常常跟在长辈后面，听他们讲述当年国民党军队到处抓老百姓，搞得民怨四起，解放军则对老百姓秋毫无犯，替穷人打天下。

　　他最喜欢听的，就是家族前辈参加姚村暴动的故事。1930年夏天，郎溪县姚村乡红旗猎猎，呐喊声声。农民赤卫队高举镰刀斧头，发起一场暴动，创建了郎溪县第一个苏维埃政府——姚村苏维埃政府。姚村有不少先辈在暴动中牺牲，其中就有臧永元母亲的前夫——熊恩才。

　　革命前辈不怕牺牲的身影，在臧永元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小时候的他，便立下决心，将来要当一名解放军，为祖国、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。

　　1949年4月，解放军胜利渡江后，郎溪县解放。为了追剿国民党溃军，一个团的解放军在永丰村休整。一位连长看见一旁玩耍的臧永元问：“小朋友，你长大后想干什么？”

　　“跟你一样，当一名解放军。”臧永元没有丝毫犹豫，脱口而出。

　　1959年12月，国家发布征兵命令。当时，在永丰村生产队担任会计的臧永元，第一时间报了名。5天后，应征入伍通知书发到了大队，大队长把通知书送到了臧永元家。接到通知书，臧永元高兴地跳了起来，当解放军的梦想终于实现了。

　　参军入伍，臧永元来到了原第20军60师。16年的军旅生涯，臧永元先后担任过连队卫生员、营部代理书记、军务科内勤参谋、团政治处宣传干事。

　　在部队，臧永元兢兢业业，在多个岗位都受到领导和战友的好评，但他的心头一直有一件未了的心事——为家族前辈正名。小时候的他，就经常听到母亲和兄长说起自己的遗憾，虽然家族前辈中有一位英雄，却一直没被评为烈士。如今，身处部队的他，对英雄前辈有了更深理解，为烈士正名的想法越来越强烈。

　　1964年，回家探亲期间，年迈的母亲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愿——“为参加暴动的农民赤卫队员争取烈士名分，让先辈们安息。”母亲的话语，让臧永元为烈士正名的信念更加坚定。

　　1975年，因母亲病重，臧永元提出转业。告别心爱的军营，臧永元被安排到县药材公司工作。怀着对革命先辈的敬意，怀着对家族前辈的情意，臧永元踏上了长达40多载的漫漫追寻路。

　　几经周折，8名英烈终“有名”

熊恩才烈士证明书。殷　超摄

　　正名，首先要确定所有牺牲的姚村赤卫队员的姓名。

　　“敌我斗争激烈时，为了保证安全，很多文字材料都销毁了，不少队员献出生命却无人知晓。”臧永元发现，可供利用的资料十分之少，也正因如此，当年牺牲的英雄们没有被追认为烈士。

　　那时，臧永元利用周末时间四处走访调查。他根据母亲的回忆，走遍了姚村乡的每一个角落，前后找到60多名知情人士，最终确认了姚村乡共有21人参加农民赤卫队，在姚村暴动中牺牲。

　　他们分别是：李同洲、阮大佑、阮开全、费新海、吴清福、张官成、熊恩才、陈建富、张传和、彭本富、阮大任、傅正楷、马国太、谈本杰、何元成、刘海、江玉成、陈家洪、王大成、姚大牛、戴四娃。

　　“他们都是人民的英雄。”越是了解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，臧永元想要为烈士正名的决心就越强烈。“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革命先烈面对反动派的压迫，敢于英勇抗争、视死如归，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。”

　　1981年4月21日，臧永元将调查收集的21人的材料，上报到郎溪县民政局和安徽省民政厅。由于缺少认定资料，第一次申报并没有成功。

　　1982年，赤卫队员遗属张清福在自家老宅的墙缝中，发现了一份当年赤卫队开会人员的画押名单。他找到臧永元，两人将这份珍贵的资料交到郎溪县党史办，相关资料得到进一步完善。

　　退休之后，臧永元更是把全部精力放在追寻之路上。2011年，臧永元又进行了第二次申报，由于年代太久远，也没能等到好消息。

　　几次申报不成，家人劝臧永元别认死理，“搞不成就算了”。可他没有放弃，一遍遍到档案馆、纪念馆查阅史料，联系当地赤卫队员后人、志愿者，深挖历史细节。“当年赤卫队员为了农民打天下，不怕流血牺牲，我为他们做这点事，无怨无悔。”

　　2013年，臧永元和部分赤卫队员遗属商量后决定，第三次先申报当地党史资料记载较完整的8位赤卫队员：李同洲、阮大佑、阮开全、费新海、吴清福、张官成、熊恩才、陈建富。

　　精诚所至，金石可镂。2014年5月20日，安徽省民政厅发出《关于同意追认陈建富等8名同志为烈士的批复》。

　　牺牲80多年后，这8位烈士终得以正名。

臧永元（右二）和烈士遗属查看烈士光荣证。殷　超摄

　　奔走半生，补齐红色“英名录”

　　在这之前，臧永元的母亲因病离世，没能等到熊恩才的正名时刻。

　　当他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三哥熊传富，看到已是古稀老人的兄长激动得泪流满面，臧永元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“13位英雄的遗属们也还苦苦等待着，我不能因为自家的事情解决了，就甩手不管了。”

　　“一个都不能少！”这是臧永元给自己、给烈士们的承诺。

　　在之后的岁月里，臧永元继续为其他13位烈士奔走着。“申报烈士的程序非常严格，材料需要层层上报和批复。”郎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夏和斌说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很多知情人士相继离世，申报之路越来越难。

　　但臧永元和当地相关部门都没有放弃。2016年到2019年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和臧永元一道，3次赶赴省民政厅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，咨询、完善相关认定。

　　这份坚持迎来了更多人的努力。

　　据郎溪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工作人员回忆，2020年，他们对姚村暴动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挖掘，通过多次走访调查，最终，在当地的党史上，正式记录下了这13人的相关事迹。

　　2021年5月21日，郎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最新收集的资料，上交到上级部门。

　　经过层层审核，11月19日，郎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终于收到了13位烈士追认的批复。

　　同样期盼着好消息的，还有烈士马国太的女儿马菊珍。100岁高龄的马菊珍，是13位烈士中唯一还健在的直系亲属。“太好了！真的太好了！国家没有忘记他们，父亲可以安心长眠了。”当臧永元将这一好消息在电话中告诉马菊珍后，老人家泣不成声。

　　“坚持了40多年，我对家人、对21位烈士终于有一个圆满的交待了！”更让臧永元欣慰的是，在“姚村苏维埃政府旧址”展览馆内，21位烈士的姓名被一起刻在“岁月留痕睹物思人”展板的“英名录”上。每一个走进展览馆的人，都能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名字。

　　如今，在距离姚村苏维埃政府旧址一公里处的青苔岭上，一座烈士陵园已经修建完毕。姚村乡内有墓可迁的烈士，已在那里集中安葬，安然长眠。

姚村乡烈士陵园一景。殷　超摄

　　先烈的英名，不应被埋没

　　■臧永元　口述

　　“人生如书。这部书可能很平淡，但至少能证明我们曾来过这个世界，不枉在世上走了一遭。”几年前，我在我的自传——《我的记忆》一书中写下这样一句话。

　　岁月如梭，不知不觉，我已步入晚年。人生这部书，我也写到最后部分。回首过往的81年，为21名烈士正名这件事，是我人生这部书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章。

　　1941年5月29日，我出生于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永丰村。在父亲很小的时候，爷爷奶奶就去世了。成年后，父亲和大伯两人被国民党军队拉去当壮丁，过够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苦难生活。一天傍晚，父亲和大伯一起逃离了国民党军队。他们从家乡安徽合肥一路逃亡到母亲所在的永丰村。

　　在此之前，母亲已有过婚姻经历。母亲的前夫熊恩才是一名农民赤卫队员。1930年，熊恩才参加姚村暴动，被叛徒诱捕后交给国民党反动派，惨遭杀害。1939年夏天，父亲经人介绍与母亲结婚。

　　小时候，家人经常讲述家族前辈的故事。当听到父亲在国民党军队遭受的苦难，我恨得咬牙切齿。当听到赤卫队员熊恩才的壮举，我又流下了热泪。遗憾的是，包括熊恩才在内牺牲的姚村农民赤卫队员都没有被认定为烈士，这成为母亲和家中兄长的一大遗憾。

　　1959年12月，怀揣着一定要当解放军的梦想，我来到了部队。一次探亲期间，母亲提出：“当年的农民赤卫队员是为劳苦大众牺牲的，他们很多人都没有被评为烈士。你是咱家最有文化的人，要尽可能为他们争取烈士名分。”

　　我和母亲的想法不谋而合。革命战争年代，姚村农民赤卫队员和千百万革命先烈一样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才有了我们的幸福生活。作为姚村乡人，我有义务为家族前辈、为那些无名的英烈正名，让英雄的名字闪耀在家乡的热土上。

　　转业回家乡工作之后，我于1979年开启了长达40多年的为烈士正名之路。随着时间流逝，当年那些亲历者及亲属都在渐渐老去，正名之路异常艰辛。根据母亲的回忆，我走遍了当年农民赤卫队暴动时所走过的山山水水，先后询问了仍健在的赤卫队员、遗属和知情人士等60多位相关人员，整理了几万字的调查材料，最终确定农民赤卫队中牺牲的队员有21人。

　　40多年间，我多次前往省、市、县等有关部门申报和递送材料，申报烈士的程序非常严格，材料需要层层上报和批复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很多知情人士相继去世，申报之路越来越难。直到2014年5月20日，安徽省民政厅发出《关于同意追认陈建富等8名同志为烈士的批复》，党史办原先记录的8名革命先辈才被评为烈士。

　　“先烈的英名，不应被埋没。”这是我曾向赤卫队员遗属许下的承诺。2014年，我已迈入古稀之年，患上了糖尿病和心脏病，先后做过3次搭桥手术。家人担心我的身体，纷纷劝我量力而行、适可而止，但我认为相比于先辈们作出的牺牲、遗属们的期待，我需要坚持下去，直到2021年11月，我收到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出的《关于追认彭本富等13名同志为烈士的批复》。

　　前段时间，听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说，在“姚村苏维埃政府旧址”展览馆内，21位烈士的姓名被写在了“岁月留痕睹物思人”展板的“英名录”上，我不禁泪流满面。他们的名字，终于出现在了英烈榜上，被一代代后辈敬仰、铭记。我想，如果他们泉下有知，可以感到欣慰、好好安息了。

　　（牛伟萌整理）